「常林居士」發佈中國是發明造紙和印刷術最早的國傢，公元前一世紀已有紙張出現。二世紀初，蔡倫改進瞭造紙方法。此後書籍全靠人們在紙上抄寫來傳播。到瞭八世紀前後，又發明瞭刻版印刷術，幾百部幾千部書可以一次印成，比過去手寫時代，向前踏進瞭一大步。
寺院和佛教徒們很旱就利用民間新興的刻版印刷術，作為宣傳佛教的工具。除瞭捺印的小塊佛像以外，有時刻些大張佛像和律疏。唐末司空圖為洛陽敬愛寺僧惠確寫的雕刻律疏文，曾說印本共八百紙，可見那時寺院已有施舍用的律疏印本瞭。敦煌發現的公元868年（即唐咸通九年）王玠出資雕刻的卷子本《金剛經》，是現存最早的木刻印書，用紙七張綴合成卷。第一張扉畫釋迦牟尼佛說法圖，刀法遒美，神態肅穆，是一幅接近版畫成熟期的作品。這卷舉世聞名的唐代刻本佛經，已於五十多年前被英國人斯坦因竊去，真令人切齒痛心。
近年成都唐墓中出土瞭一張成都府卡傢印的梵文陀羅尼經，中央刻一小佛經坐蓮座上，外刻梵文經咒，咒文外又圍刻小佛像，這是國內僅存的最古的唐刻本。那時成都是西南文化出版的中心。唐時刻印的書籍，隻限於廣大市民階層常用的通俗書和佛教經典，這為兩宋蜀本打下瞭良好的技術基礎。公元971年（即北宋開寶四年），宋朝政府派人到成都雕造大藏經五千餘卷，這是一次規模巨大的出版工作，蜀本由此知名。
公元975年（即北宋開寶八年），吳越國王錢俶倡刻的陀羅尼經（雷峰塔內藏經），是現存最古的浙本，字體工整，和後來杭州刻的小字佛經相似。近年浙江龍泉塔下發現的北宋初年刻的佛經殘葉，字體寬博，和南宋官版書相似。可見杭州和浙江其他地區從五代末年起，已有大批刻版技術熟練的工人。這就無怪北宋監本多數都是浙本瞭。
宋時除浙本外，建本（福建建陽刻本）也頗有名。宋、金、元三朝中，浙江杭州、福建建陽、四川成都眉山、山西平陽（今山西臨汾）是四個文化區，刻印瞭大量書籍，行銷四方。元代道藏就是在平陽刻成的。其他地區也有一些書坊或私人刊刻瞭不少大字的小字的佛經和其他書籍，多有精工之品。
明清兩朝的首都北京，也是全國性的刻藏中心。北藏、道藏、龍藏以及其他私傢刻書，紙墨之精、雕刻之工、裝璜之美，都是前所罕見的。所用的紙張，如棉紙、竹紙、開化紙、毛太紙等新品種也不斷增加。
遠在刻版印刷術大興以前；中國木刻畫就已經出現瞭。七世紀中葉，唐代玄奘法師以回鋒紙印普賢菩薩像，佈施四方。唐末王玠刻的《金剛經》扉畫，和敦煌發現的許多宗教畫，藝術已漸趨純熟。宋元刻本書的扉頁畫從宗教書籍發展到一般書籍。明代各地書肆刻印瞭大量佛經，幾乎沒有不附插圖的。
公元1340年（元朝至元六年），湖北江陵資福寺刻的無聞和尚《金剛經註解》，卷首靈芝圖和經註都用朱墨兩色套印，這是現存最早的木刻套色印本。十六世紀末吳興、杭州、南京等地書肆也用朱墨和多色套印各種書籍，絢麗奪目。
刻版印刷是中國特殊的文化藝術之一。各地寺院中保存著不少古代刊刻的具有文物價值的佛經和圖書，這是中國文化遺產的一部分，理應妥善保存。對於圖書和佛經，首先應當查明是什麼年代、什麼地方、什麼人出資刊刻的；第二是確認裝璜的形式，是卷子式、梵篋式、書冊式。從這兩方面審查其文物價值。具有文物價值應當保存的，便要確定每版的高度、寬度、每行字數，查明函數、冊數、卷數、頁數，註明完整或殘缺情形。即使殘缺不全，並不減損其文物價值。這是應當註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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