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漫談變文的起源

　　第八章 漫談變文的起源

　　中國的小說起源於唐時佛教俗講的變文，這是現代研究民間文學者所公認的。但是變文之興並非偶然，必定還有其根源。為瞭研究變文的興起，第一須明白佛經的體例，第二須推求六朝時期佛教通俗化的方式。佛經的體例有十二種，就是所謂「十二部經」。十二部經中從文體來分的有三類：（一）長行：又叫做契經，即是經中直說義理的散文；（二）重頌：又叫做應頌，即是重復敘述長行散文所說的詩歌；（三）伽陀：又叫做偈頌，即不依長行而孤起直敘事義的詩歌。從內容來分的有九類：（一）因緣：即是敘述當時事實的文字；（二）本事：即是敘述他人過去生活中事實的文字；（三）本生：即是佛陀自說過去生中事實的文字；（四）未曾有：即是敘述種種奇特事實的文字；（五）譬喻：即是用淺近的譬喻闡明深奧的哲理；（六）論議：即是往返問答法理的文字；（七）自說；即是佛無問而自說法的文字；（八）方廣：即是敘述廣大真理的文字；（九）授記：即是敘述他人未來世中成佛事實的文字。從文體上來說，佛經為瞭反覆說明真理，多半是長行與重頌兼用的，這些重頌與偈頌是可以歌唱的。但是歌唱的音韻與印度一般歌曲的音韻不同，而是須要用梵音的。《毗尼母經》中說：「有一比丘去佛不遠立，高聲作歌音誦經。佛聞，不聽用此音誦經。有五過患同外道歌音說法：（一）不名自持，（二）不稱聽眾，（三）諸天不悅，（四）語不正難解，（五）語不巧故義亦難解，是名五種過患。」梵音的聲調，據《長阿含經》中說：「其有音聲五種清凈乃名梵聲。何等為五？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徹，四者其音深滿，五者周遍遠聞。具此五者乃名梵音。」梁慧皎《高僧傳》卷一五雲：「昔諸天贊唄，皆以韻入弦管，五眾既與俗違，故宜以聲曲為妙。」這都是關於佛教誦經是有聲調而又與一般歌曲不同的明證。佛經的重頌與偈頌既然是能歌唱的，但是譯成漢文以後，因為限於字義，便不可能歌唱瞭。《高僧傳》卷一五中說：「梵音重復，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這不能不算是一大缺點。所以在佛教傳來不久之後，便有人創造瞭「梵唄」，用印度的聲律制成曲調來歌唱漢文的偈頌。《高僧傳》卷一五中說：「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贊則號為梵唄」轉讀與梵唄同是有聲調的，但是轉讀不入曲，而梵唄入曲。最初創造的梵唄，是魏陳思王曹植在東阿魚山刪治《瑞應本起經》所制成的魚山唄。《高僧傳》說其唄「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一契便是一個曲調，四十二契是四十二個調子聯奏。同時在吳國有支謙，依《無量壽經》、《中本起經》制成菩薩連句梵唄三契，康僧會傳泥洹唄聲，清靡哀亮，為一代模式。東晉建業建初寺支曇籥制六言梵唄。梁時有西涼州唄，源出關右而流行於晉陽。據《高僧傳》卷一五說：「凡此諸曲並制出名師」。但是又說：「後人繼作多所訛漏。或時沙彌小兒互相傳校，疇昔成規殆無遺一」。從以上所引《高僧傳》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出在六朝時，佛教通俗之法有詠經與歌贊二種方式。做這種工作的稱為「經師」。此外還有「唱導」一種。梁慧皎作《高僧傳》時，原隻擬有八科，後來又增加經師與唱導兩科。在卷十二《唱導篇論》中說：「經、導二伎雖雲為末，而悟俗可崇。」在《經師篇》中記載各傳，如晉中山帛法橋「少樂轉讀」，「作三契經，聲徹裡許，遠近驚嗟，悉來觀聽。爾後誦經數十萬言，晝夜諷詠。」又有建初寺支曇籥「特稟妙聲，善於轉讀。」「裁制新聲，梵響清靡，四飛卻轉，反折還弄。」他的弟子法平、法等「共傳師業，響韻清雅，遠轉無方。」東安嚴公講經時，法等作三契經竟。嚴公說：「如此贊經，亦不減發講，遂散席。」第二日才另開題。由此可見當時講經之前是先要唱詠的。所謂三契經就是歌詠三段經文。此外善梵唄的，宋時有僧饒，善三《本起》及《須大拏》，「每清梵一舉，輒道俗傾心。」有道慧「偏好轉讀，發響含奇，制無定準，條章析句，綺麗分明。……轉讀之名大盛京邑。」有智宗則「升座一轉，梵響幹雲。」齊時有曇遷「巧於轉讀，有無窮聲韻。」曇智也「雅好轉讀，雖依擬前宗而獨撥新異，高調清徹。」僧辯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傢之作。」辯的弟子慧忍，制瑞應四十二契。忍有弟子四十餘人。曇憑「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傳中還批評那些聲調不好的說：宋時有慧寶、道證「豐聲而高調，制用無取焉。」傳末又附列齊代經師八人，每人各有兩句評語。足見六朝在通俗方面是很考究韻調的。

　　經師以諷詠佛經為主，唱導是以歌唱事緣為主，二者之不同，是由於歌詠的內容有異。《高僧傳》卷一五《唱導篇論》中說：「佛法初傳，於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啟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或雜敘因緣，或傍引譬喻。」又說：「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慓，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徵昔因則如見往業，覆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敘哀戚則灑淚含酸。」由此可以推測唱導的內容是很廣泛的，可以是佛經中的故事，也可以是中土相傳的故事。論中又批評當時唱導的弊病說：「綜習未廣，諳究不長，既無臨時捷辯，必應遵用舊本。然才非己出，制自他成，吐納宮商，動見紕繆。」既雲：「遵用舊本」，可見到瞭齊梁之世唱導已有專文。又雲：「吐納官商」，可見唱導也是有聲調的。傳中所敘宋齊唱導名師，如宋世道照「以宣唱為業，音吐嘹亮」。曇穎「誦經十餘萬言，……屬意宣唱，天然獨絕。凡要請者，皆貴賤均赴，貧富一揆」。慧璩「尤善唱導，出語成章，動辭制作，臨時采博，罄無不妙」。曇宗「唱說之功獨步當世」。齊世道儒唱導時，「言無預撰，發響成制」。慧重「專當唱說，……言不經營，應時若瀉」。

　　到瞭梁陳之世，經師與唱導便合流成為一致瞭。唐道宣撰《續高僧傳》便合為雜科聲德一篇，是其明證。傳中所記，陳世有慧明吐言驚世，聞皆諷之。《續高僧傳》卷八北齊真玉傳稱其「及年七歲，教彈瑟琶，以為窮乏之計。而天情俊悟，聆察若經，不盈旬日便洞音曲。後鄉邑大集，盛興齋講，母攜玉赴會，一聞欣領曰：若恒預聽終作法師，不憂匱餒矣」。由此可見在北國唱導也盛行，而且唱導法師是很受歡迎、有多供養的。又《續高僧傳》卷九亡名傳雲：「弟子僧琨，性沉審，善音調，為隋二十五眾讀經法主」。這也證明到隋時轉經與唱導的風氣更普遍。隋世有法稱［誦諸經聲，清響動眾」，「又善披導」。隋文帝因此敕正殿常置經座，日別差讀經，聲聲不絕。智雲亦善經唄，「每執經對禦，響震如雷」。法韻「偏工席上，誦諸碑志及古導文百有餘卷，並王僧儒等諸賢所撰。至於導達善能引用，又通經論七百餘契。每有宿齋，經導兩務並委於韻」。又有立身與善權二人，煬帝時，獻後崩，下令宮內行道，善權與立身「分番禮導。既絕文墨，唯存心計。四十九夜總委二僧，將三百度言無再述。身則聲調陵人，權則機神駭眾。或三言為句，便盡一時，七五為章，其例亦爾」。法琰「取《瑞應》依聲盡卷，舉擲牽迸，囀態驚馳」。慧常「以梵唄之功住日嚴寺，尤能卻囀，弄響飛揚，長引滔滔，清流不竭」。道英、神爽亦以聲梵馳名。道英「喉嗓偉壯，詞氣雄遠」；神爽「唱梵彌工長引」。從這些傳記內，也可略知當時唱導兩方面的情況。在道宣《續高僧傳）卷三十聲德論中還批判當時經師的流弊說：「經師為德，本實以聲糅文；將使聽者神開，因聲以從回向。頃世皆捐其旨，鄭衛珍流，以哀婉為入神，用騰擲為清舉，致使淫音婉孌，嬌弄頗繁」。批評唱導的流弊說：「學構疏蕪，時陳鄙俚。褒獎帝德乃類阿衡，贊美寒微翻同旒冕。如陳滿月，則曰聖子歸門，迷略璋弧，豈聞床幾。若敘閨室則誦窈窕縱容，能令子女奔逃尊卑動色，僧倫為其掩耳，士俗莫不寒心。」由此也可見當時的唱導，除瞭幾位名傢之外，一般的內容是很粗俚的。這又何怪發展到唐時俗講如文溆之流瞭。宋贊寧撰《宋高僧傳》卷二十九有《法真傳》，稱真於穆宗長慶間講導之餘，吟詠性情，並贊其「德望實唱導之元」。又卷三十有後唐《無跡傳》，稱其「言行相高，復能唱導。」宋僧傳所記僅此，也可以推出由於俗講興而唱導衰廢瞭。在卷二十九《慧凝傳》中並且說凝於冥府見元魏時曇謨最，因唯好講導不能禪誦，而受冥罰的故事。可見此時俗講式的唱導，已經受到瞭鄙視瞭。

　　在六朝的時候，佛教通俗既用轉讀與唱導兩種方式，當時轉讀是用原經文的，因為經典大都是六朝的翻譯，譯文與當時口語沒有多大距離。諷詠原文，一般士俗還可能瞭解。到瞭中唐以後、民間的口語有瞭轉變，諷詠原文是不能使人聽懂的，於是不得不將經文譯成唐代的俗語，這就成為變文瞭。佛經的體裁既然是長行與重頌兼用，自然在變文中也是散文與韻文兼用，而說唱同時瞭。在現在所發現的變文之中有的是演繹佛經的，有的是敘述中國歷史中故事的。但既同是在敦煌經卷中所發現，二者必然都是僧侶所習用。就上文看來，可以假定，那演繹佛經的變文是經師用的，那敘述史事的變文是唱導用的。經導二者既然在隋唐已經合流，當然二者是同時而不可缺一的瞭。